民国时期为什么练不出来钢材

1. 抗战之前 民国为什么不研制或购买航母

首先是当时民国国力和科技的问题，民国时期当时不具备研发生产制造大型船舶的能力，就是吨位大一些的民船也不太行，虽然江南厂制造了很多万吨货船，比如为美国代工的远洋货轮，造船所用图纸并不是江南厂自己画出来的，而是美国提供的，造船的钢材，发动机等大小零件，几乎全部都是进口的。至于自行建造的军舰，最出名/吨位最大的一艘“平海”号轻巡洋舰也不过不到2400吨，还是用的日本技术，离制造航母的水平还差得远。
其次为什么不够买航母，当时有些国家比如英国/意大利造船工业比较发达，倾国之力还是可以去订购航母的，但是抗战之前，世界主流海军作战思想还是停留在巨炮对轰，航母并没有被大部分国家重视，民国总体实力也养不起航母编队，所以当时民国，航母又不被重视又缺钱，自然不会去购买。

2. 晚清可以造军舰，民国却造不出坦克火炮等重武器，是民国工业比晚清落后吗

有网友问，为啥清朝可以制造军舰，民国却无法制造大炮和坦克，是不是民国工业不如清朝？其实，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民国工业水平，确实不如清朝。

所以整个民国30多年，就靠清朝遗留的一点碳素钢技术可以生产迫击炮，还有清朝在1904年就能仿造的克式管退式山炮。这两种碳素钢就可以对付的火炮。

清朝作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虽然受到列强的欺负割地赔款。但国家的工业基础与国际的外交环境还是健康的。清朝一方面从国外购进了大批先进武器装备，一方面自己也研发了步枪、要塞炮、巡洋舰等武器，与当时的先进技术差距还不算太大。

但1912年清朝灭亡之后，中国大地上遍布着大大小小上百个军阀，各自为战混乱不堪。有几条枪就敢称王，根本无心无力进行军事装备的研发。

3. 民国十年为何没有发展重工业

凡是了解一点经济学的网友都知道，钢铁是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大跃进”中才热衷于钢铁(还有粮食)产量的增长。然而，据说拥有大量西方留学归国经济人才的蒋氏南京政权，却似乎根本没有钢铁生产的意识，不仅自己不建设钢铁产业，而且把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拱手送给外国，结果造成了可怕的“自宫效应”。
中国建设近代钢铁工业，是从1890年创办汉阳钢铁厂开始。这个设有两座小高炉、两个小平炉和两个小转炉的工厂，建设了4年才投入生产。从那时起，到1948年，50多年时间，中国生产了760多万吨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7年，就生产了1433万吨钢。更值得注意的是，旧中国生产的760多万吨钢中，大部分并不是自己的民族企业生产的，因为其中的600多万吨钢是日本侵占中国期间，在鞍山、本溪、唐山、大连和上海设立工厂生产的。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万吨，也就是国民党所吹嘘的黄金十年中的黄金八年，民族钢产业的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与后来我们大家都不太看得起的印度相比，我们的人均生铁仅为是印度的0。8，人均钢材是印度的1/27。
在这所谓的“黄金十年”，由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唯一大型钢铁企业，还是山西军阀建立的西北实业公司。而在抗战发挥重要作用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兵工署重庆炼钢厂)，则是四川军阀刘湘亲手建立(事后国民党中央归还刘湘挪借垫付建厂款75万元)，于抗战后交给国民党中央的。这家炼钢厂于1937年1月1日划归军政部兵工署，真正接管在1月底;月8日，重庆炼钢厂3吨电炉冶炼出炭素工具钢4吨。
在蒋政权方面，先是国民政府实业部在1928年要在南京附近地区，后是资源委员会1935年要在湖南湘潭建中央炼钢厂，但都只是光打雷、不下雨，没有任何实际结果。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时期年钢产量就达到5万吨，但于1925年停止炼钢。国民党接管后，经过十多年的统治，竟然没有使该厂恢复炼钢。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只将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拆走，运入四川。令人发指的是，汉冶萍自己不产钢，但却将挖出的铁沙，以及炼出的生铁大部运往日本八藩钢铁厂，又铸成杀人武器，用来屠杀中国人。1935年以后，日本在东北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结果使得旧中国“名义上”的钢产量迅速提高。
下表为1927年到1937年中国钢产量(含日本产量)：
年份 钢产量 铁产量(万吨)
1927 3.0 43.7
1928 3.0 47.7
1929 2.0 43.6
1930 1.5 49.8
1931 1.5 47.1
1932 2.0 54.8
1933 3.0 60.9
1934 5.0 65.6
1935 25.7 78.7
1936 41.4 81.0
1937 55.6 95.9
在所谓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只知道从外国买钢铁，因为经手人可以从中得到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成为率先致富的重要手段，皇亲国戚当然皆大欢喜，也就没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结果导致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了工业倒退的情况。例如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炮钢、枪管钢，经过民国“黄金十年”的“大发展”后，反而全不能造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1920年全国工矿业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为22260万元，国民党在中国当了十年家，又是继承，又是吞并，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国工矿业的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居然不升反降，老本亏了不少，变成20600万元了。对于这种劣绩，居然还有人大谈什么黄金十年，这面皮当有一墙之厚。
下表为中国工矿业资本比重(%，1936年数据不含东北)
1894 外国资本60.7 国家资本31.2 民族资本家资本8.1
1913 外国资本80.3 国家资本9.7 民族资本家资本10
1920 外国资本70.4 国家资本11.4 民族资本家资本18.2
1936 外国资本78.4 国家资本5.4 民族资本家资本16.2
有人说蒋介石在1930年代初即策划持久抗战的大计，然而事实上却处处表现出可怕的鼠目寸光，不断地弱己强敌。1931年“9·18”之后，国民党继续为日本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提供方便，结果1937年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英资为23%)，关内90%的铁矿沙，95%的现代化炼铁是在日本资本控制下的。战争爆发，日本资本撤出国统区，结果中国1938年至1939年的钢产量急剧下降到了不足1000吨。这还不算什么，1943年国统区又出了个怪事情：大后方战时工业危机。1943年重庆18家铁厂14家倒闭，4家钢厂也倒了1家。而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的报道，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机器加工业可谓面临崩盘。据1944年7月9日新华日报《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参观团的报告》，四川工业50%到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于是，一方面，国军缺枪缺炮，另一方面，国统区却既不缺原料，又不缺工人，但钢铁厂、机器加工厂却大批倒闭!这种咄咄怪事在与“英勇抗敌”的吹嘘声相比，也实在是怪异荒唐得可怕，堪称二战期间世界各国均能创造的超级奇迹。其中的原因嘛没别的，就是国民党买办思想太浓厚，总想找个外国洋爸爸，从来想不到自己扎扎实实办工业。
由于蒋氏政权不重视民族产业的发展，其政策和资金导向也就可想而知：
首先办工业得不到资金上得支持。1940年的数据显示，国民党四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而43年的数据更糟，该年重庆银行业对商业的贷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工矿业两的贷款合计还不到其放款量的1%。这说明蒋氏政权缺乏长远眼光，只知道赚短平快的商业项目的利息。
其次，好不容易中国有了些工业，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进行压榨，非令其倒闭而后快。像生铁1941税为1。28元，1942秋便到了90元，工业酒精1943得税额是1939年得169倍，由于基本工业原料成本暴涨，下游加工产业自然是手中拮据，无力谋求发展了。关卡林立交易不畅更是常事，从国民党陪都重庆到福建要过七八十个关卡，卡卡交钱，所以这条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得了个西天路的美名。
第三，国民政府法币恶性贬值，国统区通胀率创造世界纪录，导致工矿业名赚实亏，“货币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民党所谓“黄金十年”发展比较快的三大产业：机制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投资的不是民族资本家就是日资的，实在看不出国民政府干了些什么。勉强统一了货币，还把东北丢了，到了1933年，日资欣欣向荣，咱国资倒日落西山。日本之虎狼之心已明，也知道沿海地区可能卷入战争，可还是不重视后方建设，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后，才想起组织工商企业内迁，结果整个转移过程乱成一团，而且遭遇到大企业家的强烈抵制。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1938年失武汉之后，国统区钢产量仅为战前的3%，电力14%，水泥5%，化学1%，棉纱1%，面粉2%。

4. 解放战争中使用的”掷弹筒”是什么东西

掷弹筒从原理上来说，是一门超轻型的迫击炮，说起来的它之所以被创造 还有日本人的很多功劳。

大正十年掷弹筒口径50毫米，重量很轻只有2.6公斤，射程为175米。它的设计目的主要是日本军方希望能够弥补中型迫击炮和单兵手榴弹之间的火力空档，同时能够大大增强步兵班的火力。大正十年式掷弹筒在日军服役长达25年，直到日军二战战败为之。

但是大正十年式自身性能不佳，它的射程太短（不到200米），这让士兵无法在较为安全的距离使用它，另外它的精度也不佳，这使得它很快就被后来八九式掷弹筒所取代。

八九式掷弹筒是大正十年的改进型，口径也是50毫米，全炮长413毫米，炮筒身长260毫米，全炮重2.7公斤，炮筒重1.6公斤，炮筒脚长170毫米，炮筒板重1.1公斤，脚板高60毫米，脚板宽67毫米，最大射程700米，有效射程500米。

八九式也是日军二战中主要装备的掷弹筒，也是本文的主角。

设计初衷

日军的掷弹筒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门迫击炮，它的主要特点是射角大，弹道弯曲，射程不远。主要用来杀伤躲藏在工事和隐蔽物后的敌人 或者在远距离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它的杀伤效果好，操作方便，可以伴随由单兵携带随一线步兵移动，对一线步兵进行支援。由于单兵携带且可以隐蔽在障碍物后发射，它的隐蔽性很强。

对于1929年的日军来说，他们的小队（排）一级火力较弱。虽然每个小队配有二挺射击精度很高歪把子轻机枪，但是该枪实战射速很低，无法形成有效的压制火力。

虽然这种装备的日军在山东和装备更差的中国北伐军的交手中占了上风，迫使中国军队撤出济南。但是对于日军将要面对的其他强大对手（比如英美苏），日军步兵小队火力颇有不及，而且短时间也是无法赶上和超过的。

掷弹筒的作用大约相当与现在的枪挂榴弹发射器,可以由单兵携带打击敌人隐蔽火力点或者以小集团存在的敌人有生力量.

在二战和之后的多次战争中,并不存在多少像电影中一样几百几千人挨着人密集冲锋的场面。绝大部分的战斗都在己方炮火或者装甲车辆的掩护下,以班或者排为单位的小分队形式出击.这种作战由于人数少且分散,用枪械武器打击这些目标是比较困难的,越战中美军平均每杀伤一个越军要发射1.5万发子弹.

相反，掷弹筒这类武器就很不同，它发射榴弹的杀伤距离可以达到十多米米（使用特殊榴弹可以达到20米）。由于发射距离很近，命中率很高（日军老兵命中率高达95％），如果是集团目标一发榴弹往往可以杀伤十多人。和索马里摩加迪沙的巷战中，黑人民兵由于火力不及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和游骑兵而频繁发射RPG火箭筒弥补一样。日军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解决步兵排，只能通过非常规手段解决。

掷弹筒作为一种可以有效增强步兵火力的武器，很快被加入现役，在日本军队使用长达二十多年。在中国战场甚至一直使用到朝鲜战争，整整使用了三分之一个世纪。

掷弹筒的主要优点

1. 重量轻,易于携带,可提供及时的火力支援.

世界同口径的迫击炮一般至少要超过6公斤，八九式掷弹筒只有不到3公斤，居然比一把步枪的重量还要轻的多，非常适合单兵携带。

九一式手榴弹也不过0.45公斤，一个弹药袋装弹八发也不过3.6斤，加上掷弹筒整个作战系统一共不到7公斤，比一挺捷克式轻机枪还要轻的多。由于重量轻，掷弹筒小组不会像迫击炮组或者重机枪组一样由于负重大－－无法及时随一线步兵作战。实战中，掷弹筒小组甚至可以随着步兵冲锋。

2. 威力不错,造价低

一般来说，掷弹筒的杀伤半径大约在5到8米，一发榴弹如果落在人群中可以杀伤数十人，这个威力对于50毫米口径来说还是不错的。

掷弹筒对待技术成熟的日本来说，造价只有步枪的四分之一，而九一式榴弹和普通步兵手榴弹基本相同也是极为廉价。如此的价格相对掷弹筒的不错的战绩来说，简直是太便宜了，在二战期间仅仅国民政府就制造了4万多具，大量装备国军部队。

3.可以发射化学武器

大家都知道日军在二战中曾经普遍使用化学武器，直到今天还有数十万枚化学炮弹留在我国东北没有处理。日军中一般把化学武器叫做“决胜武器”，他们认为化学武器对于防守非常顽强但是基本没有装备防毒面具的中国军队效果极佳（日本士兵每个人都配有防毒面具），可见其重要性。在最为艰难的攻坚战或者防御战中，日军采用迫击炮和掷弹筒大量使用化学弹头。在1937年的凇沪会战中日军首次使用掷弹筒发射催泪性气体和喷嚏性（呕吐性）气体，造成中国守军很多士兵失去意志。到了1938年的武汉会战期间，由于日军遭遇国军多次围歼和更为顽强的阻击，日军使用毒气更加肆无忌惮并开始使用剧毒的糜烂性毒气芥子气和路易氏气，造成中国士兵的大量伤亡。

整个八年抗战的某些战役中，中国军队有百分之二十左右伤亡在化学武器上。

而掷弹筒属于排一级一线支援武器，可以根据战场的需要，非常及时的释放化学武器进行战术打击，非常方便。

日军在中国的使用

二战中的日军 大量装备这款武器，每个日军步兵小队（相当于中国的排，人数在50人到70人之间）都配备一个机枪小组（有二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小组（有二个掷弹筒）和二个步枪班。

每个掷弹筒一般由一个掷弹筒发射手和一个弹药手构成，对于一些日军的精锐部队，每个小组会多增加一个弹药手以保证弹药的充足和预防战斗中该小组可能有的减员。

八九式掷弹筒使用的弹药是九一式手榴弹，它和二战中日本步兵普遍携带的单兵手榴弹九七式手榴弹性能基本相同。采用圆柱形铸铁弹体，外有纵横刻槽，将弹体分成50块（中国人俗称甜瓜手雷），爆破部装有TNT炸药6.5克，杀伤半径为8米（相当不错了）。

八九式掷弹筒由特制的弹药袋携带，一个弹药袋可以携带8枚榴弹，一个二人掷弹筒小组可以携带16枚。大家也许觉得奇怪，为什么掷弹筒射手和弹药手携带的弹药数量居然相同，这些因为弹药手还有保护射手的义务，除了弹药以外他还要携带一把步枪。

发射时 先由射手先拉动击发杆，然后由弹药手将弹药从筒口装入，完成弹药的安装。左手握住发射筒，根据目标距离转动手柄直至调节杆达到对应长度，射手通过瞄准线进行概略瞄准后，拉动击发机上的皮带将榴弹射出。

掷弹筒是日军小队火力的支柱，据说日军大多数的掷弹筒手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手，实战中的400米内命中率高达在85％到95％，十分惊人。进攻战中，日军掷弹筒小组跟随一线步兵作战，主要打击国民革命军的机枪火力点。和大家想象的不同，日军在抗战八年中并非如同所谓的大日本武士一样动不动就挺着刺刀冲锋，而是以一种极为狡猾方式作战，

实战中，日军一旦遭遇国军较为坚固的重机枪或者轻机枪火力点，立即停止进攻随地隐蔽。等待跟随部队前进的掷弹筒小组准确的将其打掉。在淞沪会战中，中央军18军14师42旅的36挺重机枪被小日本用平射炮和掷弹筒打掉了32挺，剩下的也没有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当时的国军重机枪手回忆，他们一般只能打几百发就要转移阵地，不然日军的掷弹筒就会准确的打来。而一挺近100斤的重机枪转移起来谈何容易！一旦国军的机枪火力被摧毁，日军立即以重机枪火力压制住国军火力，随即立即以优势兵力发起冲锋。由于对于掷弹筒极端的依靠，一旦失去掷弹筒日军甚至连怎么作战都不知道了。

而在防御作战中，日军以掷弹筒和机枪火力协同。首先以重机枪火力压制住国军战士的冲锋，然后在对方手榴弹的距离之外用掷弹筒对冲锋的国军战士进行准确的杀伤。国军战士如果起身会遭到机枪火力的杀伤，俯身隐蔽又被掷弹筒杀伤。由于掷弹筒榴弹破片的杀伤半径可以达到8米，经常造成国军战士的严重伤亡。这也是八年期间中国军队阵亡一百多万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军的仿制和使用

国民政府早在1934年的就开始仿制日本的大正十年式掷弹筒，但是由于其性能一般，并没有大量装备部队，只是培养了一批相关的技术人员。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国军在早期的华北争夺战和淞沪南京会战中见识到了日军掷弹筒的厉害，又没有有效的对抗手段。国民政府进行仔细研究以后，认为对付日军掷弹筒最好还是以牙还牙。由于国军方面有仿制大正十年的技术底子和一整套设备，所以很快在1938年仿制了出一款新式掷弹筒，它是大正十年式为基础改进品，命名为民国二十七年式。

它的主要性能和日本大正十年大体相当，和日军主要装备的八九式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主要区别在于民国二十七年式采用滑膛式精度较差，它的射程也只有250米，虽然比大正十年式要远100米，但是远不及八九式的600米射程。不仿制性能更为优秀的八九式并不是国军不想仿制，而是自身的技术力量不够，同时由于战争的对于掷弹筒的需求的迫切性让兵工企业也无法从容的研究。

整个抗战期间，国军的军工企业生产了4万多具掷弹筒，还有多达150万枚的榴弹（平均每门三十多枚榴弹）。虽然该掷弹筒技术比较落后，但是仍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军在火炮上面的严重不足，深受国军基层士兵的喜爱。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仿制和使用

虽然八路军早在平型关战役就曾经和日军掷弹筒交过手，但是真正认识到它的厉害还是在百团大战的关家垴战役中。当时日军数万军队为了报复百团大战而发动了大扫荡，其中冈崎大队（600多人）与崛田大队（200多人）二个营孤军深入八路军腹地，在关家垴被八路军优势部队团团围住。

彭老总下令129师务必全歼这股日军，不然从师长起全体军法处置。结果这支没有重武器只有几挺重机枪和几个掷弹筒的冈崎大队，居然凭借关家垴的优势地形居然挡住了129师长达三天的强攻，并且造成八路军的严重损失，其中25团、38团负伤的有1570人，牺牲500多人，其他参战的还有第772团、第769团等都有相当的伤亡，伤亡总数超过3000人。日军伤亡也很重，冈崎大队长自己被击毙，日军能够作战剩下不到百人。

关家垴战役中，日军的掷弹筒虽然弹药不足，但是对密集冲锋的八路军战士造成的伤亡仍然非常严重。在日军掷弹筒的打击下，部分八路军连排最后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战士。战后八路军高层人员开始重视掷弹筒的作用，经过详细分析以后，他们认为对付日军掷弹筒最好办法只能是仿制相同的装备（这点和国军方面的认识相同）。

同时掷弹筒重量轻且威力大，之前准备时间又短，非常适合八路军展开的游击战。当时八路军由于中期的扩编，兵员素质和装备水平比起抗战初期已经有很大的下降。大多数八路军士兵战前没有超过十发发的实弹射击（部队子弹缺乏，战斗都不够，哪来练习），这样的士兵用世界其他国家的观点来说，连民兵都不能算。同时八路军的步兵装备主要是步枪，手榴弹和少量轻机枪，虽然也有少量迫击炮但是炮弹奇缺。这样的装备是无法和装备精良的日军在远距离作战的，所以八路军只能采用近距离突袭作战的方式，以削弱敌人火力的优势。

当时的日军士兵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

这种方法一度非常有效，八路军甚至用一部分新兵手持长矛埋伏在路边后配合主力部队冲锋（步枪数量不足），消灭过日伪军一支百人的运输队。但是，日军在后期调整了战术，大量使用掷弹筒以克制八路军的密集冲锋。由于掷弹筒射速很快，优秀射手每分钟可以达到20多发，在八路军战士冲锋的几分钟内，掷弹筒已经可以射出大量的榴弹。一发榴弹杀伤半径就有八米左右，一发榴弹往往就可以造成冲锋的八路军士兵数人的伤亡。一段时间八路军伤亡较为严重，其中伤亡于掷弹筒下的高达35％。

八路军高层鉴于此，于1940年10月下令，要求八路军军工部门立即仿制。当时接到命令的八路军军工部长刘鼎很快依靠自己的丰富经验和缴获的日军掷弹筒的原物，于1941年4月仿制出第一款自己的掷弹筒，一共有40门，八路军方面称为五零小炮。在五零小炮的研制期间，八路军的军工人员克服了许多旁人看来无法逾越的技术障碍，让各方都大为震惊。吃到苦头的日军甚至惊呼，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兴建了现代化兵工厂，拥有先进设备与外国专家。

其实整个研制过程极为艰难，主要的问题在于原料和加工方法。

首先说说原料

当时八路军的根据地在落后的中国也是属于贫穷的地区，掷弹筒体所需要的钢管根据地根本无法得到。而自行制造就需要大量的钢材和较为复杂的工艺。当时根据地无法炼钢，唯一的钢材来源是通过拆卸日军控制的铁路的钢轨。

拆卸工作一般由当地的民兵和老百姓完成，之后将钢轨和八路军军工部门换取步枪和手榴弹。日军由于钢轨的丢失曾经多次沿着铁路发起扫荡和屠杀，这个原料来源也是不容易的。

解决了弹筒材料的问题，弹药材料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弹药对于原料的需要量更大，我们得到钢轨数量又非常有限，不可能使用钢轨作为弹药的材料。设计人员再三考虑，决定用太行盛产的白口生铁为原料。但是传统工艺生产白口生铁是当地农民用土法冶炼出来的，含碳量高，铁质非常脆，一经机器加工弹体就会发生碎裂，无法使用。刘鼎部长在留学德国的冶金工程师陆达和技术工人孙兆熙的反复试验的基础上，使用国外黑心韧化处理工艺与传统焖火技术相结，解决了弹体脆弱的问题，1941年就生产了4万枚掷弹筒榴弹，尽可能的满足前线的需求。

再说说加工技术

解决了原材料的问题，加工技术的问题又凸现了出来。制造 掷弹筒体也遇到很多难题，比如没有点焊焊接技术，锻接粘合造出的弹筒又无法经受高温等，设计人员都用惊人惊讶的想象力将其解决，并且通过多次改进加快了生产速度。另外，日军八九式掷弹筒是为了增加精度是有膛线的，榴弹上也有相应地有紫铜制的弹带。根据地的技术力量无法制造膛线，也没有紫铜资源（平时战士作战连子弹铜壳都要尽量捡回来）。设计人员经过研究，决定效仿国军的民国二十七年式，放弃线膛结构，采用滑膛结构。但是又借鉴国军掷弹筒射程近的缺点，将五零小炮的发射筒长度由日制的280毫米增加到400毫米，筒壁也相应加厚，保持了500米的射程。后来八路军又对五零小炮进行了多种改进，生产出精度更高的按式发火掷弹筒，60毫米口径掷弹筒，甚至还有可以用来平射打碉堡的掷弹筒，总之成为了自己的一个系列产品。

从1941年处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仅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各厂就生产掷弹简2500具、炮弹20万发，装备近30个团。其中129师等八路军主力部队基本做到每个战斗班配备一个，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和日军之间的火力差距。

新四军则和八路军不同，由于水乡作战的特点，新四军以生产迫击炮为主，掷弹筒生产数量较少。整个抗战期间，新四军只生产了400个掷弹筒，掷弹筒榴弹的产量有2万发。

整个抗战中，八路军的军工部门面对根据地极为恶劣的条件，仍然不屈不挠的创造性的完成了 这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整个研制的过程中，技术工人张师傅试验榴弹时牺牲，魏振样老师傅明知有危险也坚持试验，被炸断了右手。还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刘鼎部长也亲自参与了试验，还遇到了严重的炸膛事故，如果不是战友及时的掩护刘部长也很可能受重伤。八路军军工人员的英勇和无畏实在令人钦佩。

抗战后和淘汰

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其实就迫在眉睫。

国共双方互相争夺华北和东北的日军控制的据点，国军在山海关以内占到了很大便宜。由于侵华日军总司令岗村宁次是一个极端反共人士，他并没有遵守日本参谋本部秘密下达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向八路军投降，从而充实八路军实力，让国共内战更为激烈，日本坐享其成的命令。而是命令侵华日军一律向国军投降，如果遇到八路军强制命令投降，日军就必须立即抵抗。美国也使用飞机帮助国军抢占大城市，结果全国除了张家口以外的大城市全被国军占领，不过八路军也占领了大多数华北的中小城市，得到了相当的日军装备。

至于在山海关外，由于苏联使用武力禁止国军早于八路军进入。十多万八路军抢占东北以后，接受了大部分的关东军装备和四十万满洲伪军的的装备，实力大增。其中苏联转交给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八路军就得到步枪2万支，机枪1000挺，150门火炮和数百万发各种弹药。还有在苏军协助下，八路军解除锦州伪满一个守备旅的武装，就得到了步枪3000多支，机枪200多挺，火炮数十门，还有100多箱炮弹和500万发子弹。整个东北八路军在入关几个月内就得到步枪超过12万支，得轻重机枪3500余挺，得掷弹筒近千支，并得各种炮492门。

1947年国军装备4万具掷弹筒，于重轻机枪之比是1：2，而解放军只有5000具，约是国军的1/8，这一年解放军生产掷弹筒榴弹16万发，主力部队每个班都配备一个掷弹筒。

到了1948年随着前一年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在1946年7月到1948年7月的两年时间中，解放军总共缴获国军步枪九十万余支，机枪六万四千余挺，迫击炮八千余门，步兵炮五千余门，山炮、榴弹炮、加农炮一千一百余门，掷弹筒近二万支。通过歼灭国军后缴获和自己控制的东北大型军工厂的大量生产，掷弹筒的数量和国军基本相当，全年生产榴弹十几万发。到了1949年，解放军在三大战役歼灭国军近二百万主力，在掷弹筒的数量上也大大占了优势。

虽国军方面然战败，但是整个内战期间，国军方面共生产掷弹筒8万多具，榴弹60多万发。但是随着内战的结束，到了1950年底，掷弹筒及其弹药开始退出解放军装备序列。

到了朝鲜战争时期，入朝的大多数部队都撤销了掷弹筒班。比如38军每个步兵连撤消掷弹筒班，增设1个60迫击炮排（3门制）。但是由于60迫击炮数量不足，对掷弹筒实战性能的肯定。38军步兵连取消掷弹筒编制后，仍然有少量的掷弹筒被基层干部以“战损”名义，悄悄留了下来。据史料记载，三次战役后，38军113师仍有少量的此种装备。

掷弹筒为什么被淘汰呢，主要还是其自身的缺陷所致。

掷弹筒的主要缺陷在于其瞄准和精度上。掷弹筒没有类似于迫击炮一样的精确瞄准器，它只能进行概略的瞄准。简单的来说，就是射中不射中，主要靠的是射手的感觉和经验。虽然在有经验的老兵手中可以做到每发必中，但是如果由没有经验的新兵来发射，很容易造成每发都不中的情况。

日军到了太平洋战争和东南亚战争的后期，由于老兵大多在之前的战斗中阵亡，新兵无法又有效操作掷弹筒，大大减弱了步兵的火力。当时就有日军高层建议取消掷弹筒的观点。

另外，掷弹筒的虽然有膛线，但是炮管很短，会造成精度不够。而发射掷弹筒时必须一手扶住筒身，射击的后坐力难免会导致手的震动，造成筒身在发射一瞬间的抖动，使得精度的严重下降。

还有，随着迫击炮技术的飞速发展，迫击炮的价格和重量逐步和掷弹筒接近(苏联人在二战期间生产了多达82.5万门迫击炮），加上迫击炮有射程和精度上的优势，掷弹筒的淘汰看来是在所难免的。

5. 民国初年国家宪政的发展历史简答

希望对你有帮助黄金十年 国民政府所称的“黄金十年”
国民党政府于1928年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也获得了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政府宣布，根据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转到经济建设为主。1927年-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这十年，被国民党政府成为黄金十年。对这十年有极端不同的看法：
正面的看法：
我们首先来看看当时中国的经济环境，国民政府在国家预算中每年要负担的前清遗留国债占32%，军费支出占40%，建国经费只有20%。同时中国在1928年度量衡划一制度公布实施之前，我国“标准”之乱为全世界所仅见，以度而言吉林1尺仅为河北的2寸长，那么衡呢，杭州的秤跟临省江苏的秤就差了7倍之多（可见下面附录）。这么混乱生意怎么做？工商业又如何发展呢？
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当局在农田水利、电力、矿业资源开发、化学工业、重工业的振兴等等，几乎每项对国家进步有关的事都在马不停蹄地齐头并进中。仅仅在1931-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创下民国以来第一次经济奇迹。同时交通事业的发展尤为蓬勃，除电讯、邮政快速成长外，铁路修建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开了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在这十年间开辟了12条航线，长1万5千多公里。
十年建国首重教育，在这段时间里，政府从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做起，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体制终于搭成了一个完整的建构。为了迎头赶上西方列强，政府对实用科学人才的培植更有时不我予的警惕和不遗余力的倡导，所以二十年代可以视为我国迈向现代科学研究扎根与发轫的重要时期。1934年蒋中正发起新生活运动，教育本是百年大计，时值祸在眉睫的存亡之际，当局仍不忘道德深耕，可谓用心良苦。
在1931年至1937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货币第一次得到统一。
物质方面的变化——至少在城市里——给人的印象或许更加深刻。在许多大城市里，现代风格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密如织网的大道穿过人口稠密的地区，水电供应系统遍布在许多重要市区，一些中心地区的环境卫生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收音机和卷烟、电影和汽车、卡巴莱餐厅和西式服装的数量不断增长。正如一个美国观察小组在1935年所报道的那样：“中国在所有领域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同十年前甚至是五年以前相比，现代化将给中国带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深远影响。”
并且在这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其实整个国家一直都还在动乱之中，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战、九一八，后五年剿共、宁粤分裂、闽变，几乎天天都在打仗，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能有这些成就，其功绩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附录：衡与市斤之比例
杭州0.5700
上海0.7038
河北0.8140
北平0.9440
福州0.9640
南京1.0560
汉口1.0890
广东1.2000
济南1.8106
江苏3.8810
反方观点认为：
造蒋介石二十七年“伟大统治”的故事，他编制的蒋氏治国“伟业”，包括从子虚乌有的“统一中国”，到荒唐无稽的“黄金十年”。其实，是黄金还是黄铜，甚而至于黄的什么，只要我们敢于面对事实本身，就很容易得到正确结论的。在正式讲述“黄金十年”的故事之前，也许应该提醒一下蒋氏粉丝们：黄的、闪光的并不一定就是金子。
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七年，能够做的事情着实不少，但发生的事情也实在太多。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实际中发生的事情有很多并不是蒋介石吹嘘要做的事。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是形势远远超出了蒋的控制力，结果整个事件就变成了一个民族悲剧。关于“黄金十年”的神话，事实上就是一个粉饰失败的典型事例。蒋氏的粉丝们一口咬定所谓的“黄金十年”取得了多少多少成就，但事实上，这十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并不可观，特别是在整体经济规模较少的情况下，虽然个别产业的增长率达到了接近两位数的水平，但对于经济的整体促进作用并不是很明显的。
特别钢铁产业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凡是了解一点经济学的网友都知道，钢铁是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大跃进”中才热衷于钢铁（还有粮食）产量的增长。然而，据说拥有大量西方留学归国经济人才的蒋氏南京政权，却似乎根本没有钢铁生产的意识，不仅自己不建设钢铁产业，而且把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拱手送给外国，结果造成了可怕的“自宫效应”。
中国建设近代钢铁工业，是从1890年创办汉阳钢铁厂开始。这个设有两座小高炉、两个小平炉和两个小转炉的工厂，建设了4年才投入生产。从那时起，到1948年，50多年时间，中国生产了760多万吨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7年，就生产了1433万吨钢。更值得注意的是，旧中国生产的760多万吨钢中，大部分并不是自己的民族企业生产的，因为其中的600多万吨钢是日本侵占中国期间，在鞍山、本溪、唐山、大连和上海设立工厂生产的。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万吨，也就是国民党所吹嘘的黄金十年中的黄金八年，民族钢产业的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与后来我们大家都不太看得起的印度相比，我们的人均生铁仅为是印度的0.8，人均钢材是印度的1/27。
在这所谓的“黄金十年”，由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唯一大型钢铁企业，还是山西军阀建立的西北实业公司。而在抗战发挥重要作用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兵工署重庆炼钢厂），则是四川军阀刘湘亲手建立（事后国民党中央归还刘湘挪借垫付建厂款75万元），于抗战后交给国民党中央的。这家炼钢厂于1937年1月1日划归军政部兵工署，真正接管在1月底；1月8日，重庆炼钢厂3吨电炉冶炼出炭素工具钢4吨。
在蒋政权方面，先是国民政府实业部在1928年要在南京附近地区，后是资源委员会1935年要在湖南湘潭建中央炼钢厂，但都只是光打雷、不下雨，没有任何实际结果。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时期年钢产量就达到5万吨，但于1925年停止炼钢。国民党接管后，经过十多年的统治，竟然没有使该厂恢复炼钢。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只将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拆走，运入四川。令人发指的是，汉冶萍自己不产钢，但却将挖出的铁沙，以及炼出的生铁大部运往日本八藩钢铁厂，又铸成杀人武器，用来屠杀中国人。1935年以后，日本在东北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结果使得旧中国“名义上”的钢产量迅速提高。
下表为1927年到1937年中国钢产量（含日本产量）：
年份 钢产量 铁产量（万吨）
1927 3.0 43.7
1928 3.0 47.7
1929 2.0 43.6
1930 1.5 49.8
1931 1.5 47.1
1932 2.0 54.8
1933 3.0 60.9
1934 5.0 65.6
1935 25.7 78.7
1936 41.4 81.0
1937 55.6 95.9
在所谓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只知道从外国买钢铁，因为经手人可以从中得到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成为率先致富的重要手段，皇亲国戚当然皆大欢喜，也就没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结果导致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了工业倒退的情况。例如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炮钢、枪管钢，经过民国“黄金十年”的“大发展”后，反而全不能造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1920年全国工矿业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为22260万元，国民党在中国当了十年家，又是继承，又是吞并，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国工矿业的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居然不升反降，老本亏了不少，变成20600万元了。对于这种劣绩，居然还有人大谈什么黄金十年，这面皮当有一墙之厚。
下表为中国工矿业资本比重（1936年数据不含东北）
1894 外国资本60.7 国家资本31.2 民族资本家资本8.1
1913 外国资本80.3 国家资本9.7 民族资本家资本10
1920 外国资本70.4 国家资本11.4 民族资本家资本18.2
1936 外国资本78.4 国家资本5.4 民族资本家资本16.2
有人说蒋介石在1930年代初即策划持久抗战的大计，然而事实上却处处表现出可怕的鼠目寸光，不断地弱己强敌。1931年918之后，国民党继续为日本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提供方便，结果37年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英资为23％），关内90％的铁矿沙，95％的现代化炼铁是在日本资本控制下的。战争爆发，日本资本撤出国统区，结果中国1938年至1939年的钢产量急剧下降到了不足1000吨。这还不算什么，1943年国统区又出了个怪事情：大后方战时工业危机。1943年重庆18家铁厂14家倒闭，4家钢厂也倒了1家。而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的报道，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机器加工业可谓面临崩盘。据1944年7月9日新华日报《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参观团的报告》，四川工业50％到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于是，一方面，国军缺枪缺炮，另一方面，国统区却既不缺原料，又不缺工人，但钢铁厂、机器加工厂却大批倒闭！这种咄咄怪事在与“英勇抗敌”的吹嘘声相比，也实在是怪异荒唐得可怕，堪称二战期间世界各国均能创造的超级奇迹。其中的原因没别的，就是国民党买办思想太浓厚，总想找个外国洋爸爸，从来想不到自己扎扎实实办工业。
由于蒋氏政权不重视民族产业的发展，其政策和资金导向也就可想而知：
首先，办工业得不到资金上得支持。1940年的数据显示，国民党四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而43年的数据更糟，该年重庆银行业对商业的贷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工矿业两的贷款合计还不到其放款量的1％。这说明蒋氏政权缺乏长远眼光，只知道赚短平快的商业项目的利息。
其次，好不容易中国有了些工业，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进行压榨。非令其倒闭而后快。像生铁1941税为1.28元，1942秋便到了90元，工业酒精1943得税额是1939年得169倍，由于基本工业原料成本暴涨，下游加工产业自然是手中拮据，无力谋求发展了。关卡林立交易不畅更是常事，从国民党陪都重庆到福建要过七八十个关卡，卡卡交钱，所以这条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得了个西天路的美名。
第三，国民政府法币恶性贬值，国统区通胀率创造世界纪录，导致工矿业名赚实亏，“货币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民党所谓“黄金十年”发展比较快的三大产业：机制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投资的不是民族资本家就是日资的，实在看不出国民政府干了些什么。勉强统一了货币，还把东北丢了，到了1933年，日资欣欣向荣，咱国资倒日落西山。日本之虎狼之心已明，也知道沿海地区可能卷入战争，可还是不重视后方建设，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后，才想起组织工商企业内迁，结果整个转移过程乱成一团，而且遭遇到大企业家的强烈抵制。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1938年失武汉之后，国统区钢产量仅为战前的3％，电力14％，水泥5％，化学1％，棉纱1％，面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