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铁厂淘汰门槛是多少

A. 中国最有名的钢铁厂有几个

1,全球抄第一大钢铁企业安赛乐-米塔尔集团，已经完成了对东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综合收购，下一步将进一步收购东方集团控股股东手中的股权。通过收购在港上市的东方集团，安赛乐-米塔尔避开了繁冗而严格的入股中国钢企程序，目前的门槛只有相关部门的反垄断调查。
2,俄罗斯第二大钢铁企业evraz
集团公司，入股了民营钢铁企业集团德龙控股10%的股份，并可能进一步收购德龙控股有限公司51%的股权，从而间接控股中国数家民营钢企。
3,华菱管线的出资方中，也有米塔尔钢铁公司的股权。

B. 中国钢铁行业现状是什么呢中国钢铁行业要多久能缓过劲来

中国钢铁行业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税收，财政方面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着国民的经济，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但是钢铁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产业集中度过低，高端产品不足，环保问题，产能过剩，区域分布不合理等。这些问题或多或少的都制约了钢铁行业的发展，钢铁行业需要结合自身的特点，才能够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够让中国的钢铁行业不断的发展。

在疫情的影响之下，钢铁行业也受到了一些影响，钢铁行业有必要做出变革，否则会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钢铁行业在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遭遇了困难，一些中小型企业承受不住压力，就只能够面临倒闭的现状，同时一些落后的企业也被社会所淘汰。钢铁行业如果想要发展起来，那么就需要在技术上面做出改变，同时也需要地方政府去支持钢铁行业的发展。

C. 钢铁产能过的原因

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位列成为各大行业首位，为什么几年前的老问题现在更加严重？产能越调越多，结构越调越乱，问题越说越多，原因到底在哪里？

有关分析认为，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与审批、金融、环保、质量、资源五大“门槛”形同虚设有直接关系，而这五大门槛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的背后原因是，中国钢铁业内部长期存在四大误区：结构调整变成单纯提高“板带比”、淘汰落后只看装备水平、联合重组越大越好、产能过剩缺乏科学预测。

四大误区未厘清

2005年钢铁产业政策已经过了四年，现在来看已经与目前的钢铁产业发展实际不协调，而且政策的误导作用已经产生。

产业政策一味地强调“板管比”，导致“听话”的大钢厂一窝蜂上板材项目，加上淘汰落后标准只看高炉转炉的大小，直接带来热轧产能短期迅速扩大，形成严重的过剩产能，出现长期以来“高附加值”的热卷价格卖不过低附加值的螺纹钢、线材。淘汰落后标准还带来一个后果，大大小小的钢厂都拼命上大高炉大转炉，怕落单被淘汰。实际上大量的钢厂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升级，提高环保标准来谋求发展，而不是单纯上项目扩产能。好在目前，工信部已经认识这个问题，开始着手作一些政策修订。

“联合重组越大越好”已经成为政策的导向，事实上这个提法科学性有疑问。它忽视了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与边际效应，违反了市场经济规律。出现政府过度干预企业，甚至强制要求企业必须达到千万吨甚至亿吨的目标。

“产能过剩到底是多少？”从上个世纪90年末开始控制钢铁产能到现在，我们一直在提钢铁产能过剩。粗钢产量3亿吨过剩、4亿吨过剩、6亿吨过剩、7亿吨过剩，但没有一个权威部门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钢铁需求到底是多少？峰值在哪里？低谷在哪里？包括目前舆论普遍提出的6.6亿吨产能中有1亿吨过剩产能，有没有经过科学论证与预测？

产能过剩是事实，但过剩多少？合理过剩值在哪里？何时供求关系会发生变化？这个问题需要权威部门认真研究，科学决策，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否则的话，按照3亿吨就过剩的调控政策，中国现在的钢价早已飞上天了。

五大门槛难作为

在上述四大导向性问题出现误读的背景下，钢铁行业控制产能的门槛要想真正发挥作用非常难。当然，这里还有其他原因在起作用。

理论上的钢铁产能扩张，资源、资金应该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项目倾斜，但实际上执行时已经走样。

钢铁产能要扩大，第一关是审批环节，但我们的审批时间严重滞后于企业发展实际需要，等到批文下来的时候，一个新的经济周期又来了，企业承担不起，只能偷偷上马，搞“先斩后奏”。民营钢厂这样做，国有钢厂也如法炮制。因此，审批环节阻止不了钢铁项目乱上马。

项目通过审批，银行才会贷款；实际上没有审批的项目，银行也会贷款，新项目上马与GDP戚戚相关，地方政府自然会大力支持。所以，今年粗钢产量叠创历史新高，库存居高不下，就是没有人减产，为什么呢？有银行撑腰，钢厂现金流充沛，能挺住。在这个背景下，更没有哪一家地方环保部门会冒得罪“父母官”、掉乌纱帽的风险，来监控钢铁企业的干净生产。

质量门槛取决于政策标准，但中国钢铁产品绝大部分属于低端产品，提高门槛有一个渐进过程。而水、电、矿山等资源的配置基本上由地方政府来支配，地方钢铁企业毫无疑问有地缘优势。

上述五个门槛，实际上环保、质量门槛应该由政府来监管，但项目的审批、资金的使用以及资源的整合应该是市场行为，但政府的决策者的行政思维意识一直没有改变过来，迈不过这个“槛”。（中国证券报 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