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第一部 第九章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第一部 第九章
第九章
章魚的一隻眼睛，鼓鼓的，有貓頭大小，周圍是暗紅色，中間發綠，這隻眼睛在閃閃發亮。章魚的幾十條長長的腕足，像一團小蛇似的，蜿蜒地蠕動著，上面的鱗發出討厭的沙沙聲。章魚在游動。他看見章魚差不多就貼著自己的眼睛。那些腕足在他身上爬著，它們是冰涼的，像蕁麻一樣刺人。章魚伸出的刺針如同水蛭，死叮在他的頭上，一下一下地收縮，吮吸著他的血液。他感到他的血液正從自己身上流到已經膨脹起來的章魚體內去。刺針就這樣吸個不停。他頭上被叮的地方，疼得難以忍受。
從很遠很遠的一個地方，傳來了說話的聲音：「現在他的脈搏怎麼樣？」
有個女人聲音更輕地回答：「脈搏一百三十八，體溫三十九度五。一直昏迷，說胡話。」
章魚消失了，但是被它叮過的地方還很疼。保爾覺得有人把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他想睜開眼睛，但是眼皮很重，怎麼也抬不起來。為什麼這樣熱呢？大概是媽把爐子燒得太旺了。又有人在什麼地方說話了：「脈搏現在是一百二十二。」
他竭力想抬起眼皮。可是，心裡像有一團火，熱得喘不上氣來。
想喝水，多麼想喝水呀！他恨不得馬上就爬起來，喝個夠。那為什麼又起不來呢？他剛想挪動一下身子，但是，立刻覺得身體是別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聽使喚。媽馬上會拿水來的。他要對她說：「我要喝水。」在他旁邊，有個什麼東西在動。是不是章魚又來了？就是它，看它那隻紅色的眼睛……
遠處又傳來了輕輕的說話聲：「弗羅霞，拿點水來！」
「這是誰的名字呢？」保爾竭力在回想，但是一動腦子，便跌進了黑暗的深淵。他從那深淵里浮上來，又想起：「我要喝水。」
他又聽到了說話的聲音：「他好像有點蘇醒了。」
接著，那溫和的聲音顯得更近、更清晰了：「傷員同志，您要喝水嗎？」
「我怎麼是傷員呢？也許不是跟我說的吧？對了，我不是得了傷寒嗎！怪不得叫我傷員呢！」於是，他第三次試著睜開眼睛，這回終於成功了。從睜開的小縫里，他最先看到的是他面前有一個紅色的球，但是，這個球又讓一個黑糊糊的東西擋住了。這個黑糊糊的東西向他彎下來，於是，他的嘴唇觸到了玻璃杯口和甘露般的液體。心頭的那團火逐漸熄滅了。
他心滿意足地低聲說：「現在可真舒服。」
「傷員同志，您看得見我嗎？」
這問話就是向他彎下來的那個黑糊糊的東西發出來的。
這時，他又要昏睡了，不過還來得及回答一句：「看不見，但是能聽見……」
「誰能想到他還會活過來呢？可是您看，他到底掙扎著活過來了。多麼頑強的生命力啊。尼娜·弗拉基米羅夫娜，您真可以驕傲。這完全是因為您護理得好。」
一個女人的聲音非常激動地回答：「啊，我太高興了！」
昏迷了十三天之後，保爾終於恢復了知覺。
他那年輕的身體不肯死去，精力在慢慢恢復。這是他第二次獲得生命，什麼東西都像是很新鮮，很不平常。只是他的頭固定在石膏箱里，沉甸甸的，他也根本沒有力量移動一下。不過身體的感覺已經恢復，手指能屈能伸了。
一間四四方方的小屋裡，陸軍醫院的見習醫生尼娜·弗拉基米羅夫娜正坐在小桌子後邊，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筆記本。裡面是她用纖巧的斜體字寫的日記：
1920年8月26日
今天從救護列車上給我們送來一批重傷員。一個頭部受重傷的紅軍戰士被安置在病室角上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歲。我收到一個口袋，裡面除了病歷，還有從他衣袋裡找出來的幾份證件。他叫保爾·安德列耶維奇·柯察金。
證件有：一個磨破的烏克蘭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九六七一號團證，上面記載的入團時間是一九一九年；一個弄破的紅軍戰士證；還有一張摘抄的團部嘉獎令，上面寫的是：對英勇完成偵察任務的紅軍戰士柯察金予以嘉獎。
此外，還有一張看來是他親筆寫的條子：
如果我犧牲了，請同志們通知我的家屬：舍佩托夫卡市鐵路機車庫鉗工阿爾焦姆·柯察金。
這個傷員從八月十九日被彈片打傷以後，一直處於昏迷狀態。明天阿納托利·斯捷潘諾維奇要給他做檢查。
8月27日
今天檢查了柯察金的傷勢。傷口很深，顱骨被打穿，頭部右側麻痹。右眼出血，眼睛腫脹。
阿納托利·斯捷潘諾維奇打算摘除他的右眼，以免發炎，不過我勸他，只要還有希望消腫，就先不要做這個手術。他同意了。
我的主張完全是從審美觀點出發的。如果這個年輕人能活過來，為什麼要摘除一隻眼睛，讓他破相呢？
他一直說胡話，折騰得很厲害，身邊必須經常有人護理。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時間。他這樣年輕，我很可憐他。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要把他從死神手裡奪過來。
昨天下班後，我在病房裡又呆了幾個小時。他的傷勢最重。我注意聽他在昏迷中說些什麼。有時候他說胡話就像講故事一樣。我從中知道了他生活中的許多事情。不過，有時候他罵人罵得很兇。這些罵人話都是不堪入耳的。我聽了之後，不知道為什麼感到很難過。阿納托利·斯捷潘諾維奇說他救不活了。這老頭生氣地咕噥說：「我真不懂，他差不多還是一個孩子，部隊怎麼能收他呢？真是豈有此理。」
8月30日
柯察金仍然沒有恢復知覺。現在他躺在那間專門病室里，那裡都是一些快要死的病人。護理員弗羅霞寸步不離地守在他身旁。原來她認識他。很久以前，他們在一起做過工。她對這個傷員是多麼體貼入微呀！現在連我也覺得，他已經沒有什麼希望了。
9月2日
現在是夜裡十一點。今天簡直是我的節日。我負責的傷員柯察金恢復了知覺，他活過來了。危險期已經過去了。這兩天我一直沒有回家。
又有一個傷員救活了，現在我的愉快心情是難以形容的。
我們病房裡又可以少死一個人。在我個人的繁忙工作中，最愉快的事莫過於看到病人恢復了健康。他們總是像小孩子那樣依戀著我。
他們對朋友真摯而淳樸，所以當我們分別的時候，有時我甚至掉了眼淚。這未免有些可笑，然而卻是事實。
9月10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寫了第一封家信。他說他受了點輕傷，很快就會治好，然後一定回家去看看；實際上他流了很多血，臉色像紙一樣蒼白，身體還很虛弱。
9月14日
柯察金第一次微笑了。他笑得很動人。平時他很嚴肅，這和他的年齡很不相稱。他的身體在復原，速度快得驚人。他和弗羅霞是老朋友。我常常看見她坐在他的病床旁邊。看來，她把我的情況都講給他聽了，不用說，是過分地誇獎了我，所以我每次進屋，他總是對我微微一笑。昨天他問我：「大夫，您手上怎麼紫一塊青一塊的？」
我沒有告訴他，這是他在昏迷中狠命攥住我的手留下的傷痕。
9月17日
柯察金額上的傷口看樣子好多了。換葯的時候，他那種非凡的毅力真叫我們這些醫生吃驚。
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總要不斷地呻吟，發脾氣，可是他卻一聲不吭。給他傷口上碘酒的時候，他把身子挺得像根綳緊了的弦。他常常疼得失去知覺，但是從來沒有哼過一聲。
現在大家都知道：要是柯察金也呻吟起來，那就是說他昏迷了。他這種頑強精神是從哪裡來的呢？我真不明白。
9月21日
今天柯察金坐著輪椅，第一次被推到醫院寬敞的陽台上。
在他看著花園、貪婪地呼吸著新鮮空氣的時候，他是一副什麼樣的神情啊！他的臉上纏著綳帶，只露出一隻眼睛。這隻眼睛閃閃發亮，不停地轉動著，觀察著周圍的一切，就像是第一次看到這個世界似的。
9月26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樓下的接待室去，那裡有兩個姑娘等著我。其中一個長得很漂亮。她們要看柯察金。她們的名字是冬妮亞·圖曼諾娃和塔季亞娜·布拉諾夫斯卡婭。冬妮亞這個名字我知道，因為柯察金說胡話的時候多次提到過她。我允許她們進去看他。
10月8日
柯察金第一次不用別人攙扶在花園里散步了。他老向我打聽，什麼時候可以出院。我告訴他快了。每到探病的日子，那兩個姑娘就來看他。現在我才明白，他為什麼一直沒有呻吟，而且從來也不呻吟。我問他原因，他說：「您讀一讀《牛虻》就明白了。」
10月14日
柯察金出院了。我們十分親切地互相道別。他眼睛上的綳帶已經去掉，只是前額還包紮著。那隻眼睛是失明了，不過從外表上看不出來。同這么好的同志分手，我感到十分難過。
向來就是這樣：病人好了，就離開我們走了，而且希望不再回來見我們。臨別的時候，柯察金說：「還不如左眼瞎了呢，現在我怎麼打槍呀？」
他仍然一心想著前線。
保爾出院之後，起初就住在冬妮亞寄宿的布拉諾夫斯基家裡。
他立刻試著吸引冬妮亞參加社會活動。他邀請冬妮亞參加城裡共青團的會議。冬妮亞同意了。但是，當她換完衣服走出房間的時候，保爾卻緊咬著下嘴唇。她打扮得那樣漂亮，那樣別出心裁，保爾都沒法帶她到自己的夥伴們那裡去了。
於是他們之間發生了第一次沖突。保爾問她，為什麼要這樣打扮，她生氣了，說：「我從來就不喜歡跟別人一個樣子；要是你不便帶我去，我就不去好了。」
那天，在俱樂部里，大家都穿著退色的舊衣服，唯獨冬妮亞打扮得花枝招展。保爾看在眼裡，覺得很不痛快。同志們都把她看做外人，她也覺察到了，就用輕蔑的、挑釁的目光看著大家。
貨運碼頭的共青團書記潘克拉托夫，一個寬肩膀、穿粗帆布襯衣的裝卸工，把保爾叫到一邊，不客氣地看了看他，又瞟了冬妮亞一眼，問：「那位漂亮小姐是你帶來的嗎？」
「是我。」保爾生硬地回答。
「哦……」潘克拉托夫拖長聲音說。「可是她那副打扮不像是咱們的人，倒像資產階級小姐。怎麼能讓她進來？」
保爾的太陽穴怦怦地跳起來。
「她是我的朋友，我才帶她來的。懂嗎？她並不是咱們的對頭，要說穿戴嗎，確實是有點問題，不過，總不能單憑穿戴衡量人吧。什麼人能帶到這兒來，我也懂，用不著你來挑毛病，同志。」
他本來還想頂撞他兩句，但是忍住了，因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講的實際上是大家的意見。這樣一來，他一肚子氣就都轉移到冬妮亞身上去了。
「我早就跟她說了！干嗎要出這個風頭？」
這天晚上他倆的友誼開始出現了裂痕。保爾懷著痛苦和驚訝的心情看到，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誼在逐漸破裂。
又過去了幾天。每一次會面，每一次談話，都使他們的關系更加疏遠，更加不愉快。保爾對冬妮亞的那種庸俗的個人主義愈來愈不能容忍了。
他們兩個人都很清楚，感情的最後破裂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這一天，他們來到黃葉滿地的庫佩切斯基公園，准備作最後一次談話。他們站在陡岸上的欄桿旁邊；第聶伯河從下面滾滾流過，閃著灰暗的光；一艘拖輪用輪翼疲倦地拍打著水面，拽著兩只大肚子駁船，慢騰騰地從巨大的橋孔里鑽出來，逆流而上。落日的余輝給特魯哈諾夫島塗上了一層金黃色，房屋的玻璃也被它照得火一樣通紅。
冬妮亞望著金黃色的余輝，憂傷地說：「難道咱們的友誼真的要像這落日，就這樣完了嗎？」
保爾目不轉睛地看著她；他緊皺著眉頭，低聲說：「冬妮亞，這件事咱們已經談過了。不用說你也知道，我原來是愛你的，就是現在，我對你的愛情也還可以恢復，不過，你必須跟我們站在一起。我已經不是從前的那個保夫魯沙了。那時候我可以為了你的眼睛，從懸崖上跳下去，回想起來，真是慚愧。現在我說什麼也不會跳。拿生命冒險是可以的，但不是為了姑娘的眼睛，而應該是為了別的，為了偉大的事業。如果你認為，我首先應該屬於你，其次才屬於黨，那麼，我絕不會成為你的好丈夫。因為我首先是屬於黨的，其次才能屬於你和其他親人。」
冬妮亞悲傷地凝視著藍色的河水，兩眼噙著淚水。
保爾從側面注視著她那熟悉的臉龐和栗色的濃發。過去，這個姑娘對他來說，曾經是那樣可愛可親，此刻他不禁對她產生了一種憐惜之情。
他小心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把扯你後腿的那些東西統統扔掉，站到我們一邊來吧。
咱們一道去消滅財主老爺們。我們隊伍里有許多優秀的姑娘，她們跟我們一起肩負著殘酷斗爭的全部重擔，跟我們一起忍受著種種艱難困苦。她們的文化水平也許不如你高，但是你到底為什麼不願意跟我們在一起呢？你說，丘扎寧曾經想用暴力污辱你，但是他是紅軍中的敗類，不是一個戰士。你又說，我的同志們對你不友好，可是，那天你為什麼要那樣打扮，像去參加資本家的舞會一樣呢？你會說：我不願意跟他們一樣，穿上骯臟的軍便服。這是虛榮心害了你。你有勇氣愛上一個工人，卻不愛工人階級的理想。跟你分開，我是感到遺憾的，我希望你能給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他不再說下去了。
第二天，保爾在街上看見一張布告，下面的署名是省肅反委員會主席費奧多爾·朱赫來。他的心跳起來了。他去找這個老水兵，但是衛兵不讓他進去。他軟磨硬泡，弄得衛兵差點把他抓起來。費了好大勁，最後他總算見到了朱赫來。
他們兩個人對這次會面都很高興。朱赫來的一隻胳膊已經給炮彈炸掉了。他們馬上就把工作談妥了。朱赫來說：「你既然不能上前線，就在這兒跟我一起搞肅反工作吧。明天你就來上班。」
同波蘭白軍的戰爭結束了。紅軍幾乎已經打到華沙城下，只是因為遠離後方基地，得不到人力和物力的補充，沒能攻破波軍的最後防線，就撤了回來。波蘭人把紅軍的這次撤退叫做「維斯瓦河上的奇跡」。這樣一來，地主老爺的白色波蘭又存在下來了，建立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理想暫時沒有能夠實現。
到處是血跡的國家需要休息一下。
保爾沒有回家去探望親人，因為舍佩托夫卡又被波蘭白軍佔領了，目前正是雙方戰線分界的地方。和平談判正在進行。保爾日日夜夜都在肅反委員會工作，執行各種任務。他就住在朱赫來的房間里。聽說舍佩托夫卡被波蘭人佔領了，他發起愁來。
「怎麼辦呢，費奧多爾，要是就這么講和了，我母親不就劃到外國去了嗎？」
朱赫來安慰他說：「邊界大概會沿哥倫河劃分，舍佩托夫卡還在咱們這一邊。咱們很快就會知道的。」
許多師團都從波蘭前線調往南方。因為正當蘇維埃共和國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波蘭前線的時候，弗蘭格爾利用這個機會，從克里木半島的巢穴里爬了出來，沿第聶伯河北上，逼近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省。
現在同波蘭的戰爭已經結束，國家就把軍隊調到克里木半島去搗毀這個反革命的最後巢穴。
滿載士兵、車輛、行軍灶和大炮的軍用列車，經過基輔向南開去。鐵路肅反委員會的工作忙得不可開交。許多列車源源不斷地開來，經常造成堵塞，各個車站都擠得水泄不通，往往因為騰不出線路而使整個交通中斷。收報機不斷收到最後通牒式的電報，命令給某某師讓路。打滿密碼的小紙帶沒完沒了地從收報機里爬出來，電文一律都是：「十萬火急……」而且，幾乎每封電報都警告說，違令者交革命軍事法庭，依法制裁。
鐵路肅反委員會就是負責處理這種「堵塞」的機構。
各個部隊的指揮員都闖進來，揮動著手槍，要求根據司令員的某某號電令，立即發走他們的列車。
如果說這個辦不到，他們連聽都不願意聽，都說：「你豁出命來，也要先把我的車發走！」接著便是一場可怕的爭吵。
遇到特別復雜的情況，就趕緊把朱赫來請來。於是，正吵得不可開交，眼看要開槍動武的雙方，馬上就平靜下來。
朱赫來那鋼鐵般的身軀，沉著冷靜的態度，強硬的不容反駁的語氣，總能迫使他們把已經拔出來的手槍插回槍套里去。
保爾經常頭疼得像針扎一樣，但是還得到站台上去。肅反委員會的工作損害著他的神經。
有一天，保爾突然在一節裝滿彈葯箱的敞車上，看見了謝廖沙·勃魯扎克。謝廖沙從敞車上跳下來，撲到他身上，差一點把他撞倒。他緊緊抱住保爾，說：「保爾，你這鬼傢伙！我一下就認出你來了。」
兩個朋友都不知道問對方些什麼，自己講些什麼才好。他們分別之後，經歷過多少事情啊！他們相互問長問短，還沒等對方回答，自己就又講開了。他們連汽笛聲都沒有聽到，直到車輪開始慢慢轉動了，才把互相擁抱著的胳膊松開。
有什麼辦法呢？剛剛會面，又要分別了。火車在加速。謝廖沙怕誤了車，最後向他的朋友喊了一句什麼，就沿著站台跑去。一節加溫車廂的門敞開著，他一把抓住門把手，馬上有幾只手拽住他，把他拉進了車廂。保爾站在那裡目送著遠去的列車，直到這時他才想起來，謝廖沙還不知道瓦莉亞已經犧牲的消息。謝廖沙一直沒有回過故鄉，而保爾又根本沒有想到會同他見面，驚喜之下，竟忘了把這件事告訴他。
「他不知道也好，免得一路上難受。」保爾這樣想。他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他們倆最後的一次會面。謝廖沙這時候正站在車頂上，用胸膛迎著秋風，他也沒有想到，死神正在前面等著他。
「坐下吧，謝廖沙。」軍大衣背上燒了個窟窿的紅軍戰士多羅申科勸他說。
「沒關系，我跟風是好朋友，吹一吹更痛快。」謝廖沙笑著回答。
一星期之後，第一次投入戰斗，他就在秋天的烏克蘭原野上犧牲了。
從遠處飛來一顆流彈，打中了他。他哆嗦了一下，向前邁進一步，胸口火辣辣地疼痛。他沒有喊叫，身子輕輕一晃，張開兩臂又合抱起來，緊緊地捂住胸口，然後彎下腰，像要跳躍的樣子，僵硬的身體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了。那雙藍色的眼睛一動不動地凝視著一望無際的原野。
肅反委員會的工作十分緊張，保爾本來就沒有完全復原，現在健康狀況又惡化了。受傷後留下的頭疼病經常發作，有一次，他連熬了兩個通宵，終於失去了知覺。
過後，他去找朱赫來。
「費奧多爾，我想調動一下工作，你看合適不？我很想到鐵路工廠搞我的本行去。我總覺得這兒的工作我幹不了。醫務委員會跟我說，我不適合在部隊工作，可是這兒的工作比前線還緊張。這兩天肅清蘇特里匪幫，簡直把我累垮了。我得暫時擺脫這種動刀動槍的工作。費奧多爾，你知道，我現在連站都站不穩，哪能做好肅反工作呢？」
朱赫來關切地看了看他，說：「是啊，你的氣色很難看，早就該解除你的工作了，都怪我照顧得不周到。」
這次談話之後，保爾帶著介紹信到團省委去了。介紹信上說，請團省委另行分配他的工作。
一個故意把鴨舌帽拉到鼻樑上的調皮小夥子，看了看介紹信，開心地向保爾擠了一下眼睛，說：「從肅反委員會來的嗎？那可是個好地方。好吧，我們馬上就給你找個工作。這兒正缺人呢。把你分配到哪兒去呢？省糧食委員會行嗎？不去？那就算了。那麼，碼頭上的宣傳站去不去？也不去？喲，那你可就錯了。那個地方多好啊，頭等口糧。」
保爾打斷他的話，說：「我想到鐵路上去，給我分鐵路工廠去吧。」
那個小夥子驚異地看了看他，說：「到鐵路工廠去？這個……那兒可不需要人。這么辦吧，你去找烏斯季諾維奇同志，讓她給你找個地方吧。」
保爾同那個皮膚黝黑的姑娘烏斯季諾維奇談了不一會兒，就談妥了：他到鐵路工廠去擔任不脫產的共青團書記。
就在這個時候，在克里木的大門旁邊，在這個半島通往大陸的狹小的喉管上，也就是在從前克里木韃靼人同扎波羅什哥薩克分界的那個地方，白匪軍重建了一座碉堡林立、戒備森嚴的要塞——佩列科普。
註定要滅亡的舊世界的殘渣餘孽，從全國各地逃到克里木半島來，他們自以為躲在佩列科普後面絕對安全，便整天沉湎在花天酒地之中。
在一個風雨交加的秋夜，數萬名勞動人民的子弟兵，跳進了冰冷的湖水，涉渡錫瓦什湖，從背後去襲擊龜縮在堅固工事里的敵人。帶領他們的是英名蓋世的卡托夫斯基和布柳赫爾同志。數萬名戰士跟隨著兩位將領無畏地前進，去砸爛最後一條毒蛇的頭，這條蛇身子盤踞在克里木半島，毒舌卻伸到了瓊加爾近旁。伊萬·扎爾基就是這些子弟兵中的一個，他小心翼翼地把機槍頂在頭上，在水中前進。
天剛蒙蒙亮，佩列科普像捅開的蜂窩一樣亂成了一團，幾千名紅軍戰士，越過層層障礙物，從正面猛沖上去。與此同時，在白匪後方，涉渡錫瓦什湖的紅軍先頭部隊，也在利托夫斯基半島登岸了。扎爾基就是最先爬上石岸的戰士中的一個。
空前激烈的血戰開始了。白軍的騎兵像一群狂暴的野獸，向爬上岸的紅軍戰士猛撲過來。扎爾基的機槍不停地噴射著死亡，成堆的敵人和馬匹在密集的彈雨中倒了下去。扎爾基用飛快的速度一個接一個地換著子彈盤。
幾百門大炮在佩列科普轟鳴著。大地似乎崩坍了，陷進了無底的深淵。成千顆炮彈發出刺耳的呼嘯聲，穿梭般地在空中飛來飛去，爆裂成無數碎片，向四周散布著死亡。大地被炸得開了花，泥土翻到半空中，團團黑色的煙塵遮住了太陽。
毒蛇的頭終於被砸碎了。紅色的怒潮湧進了克里木，騎兵第一集團軍的各師沖進了克里木，在這最後一次的攻擊中，他們殺得敵軍失魂喪膽。驚慌失措的白衛軍爭先恐後地擠上汽船，向海外逃遁。
蘇維埃共和國頒發了金質的紅旗勛章。勛章佩戴在戰士們襤褸的制服上，佩戴在心臟跳動的地方。機槍手、共青團員伊萬·扎爾基也榮獲了這種獎賞。
對波蘭的和約簽訂了。正像朱赫來預料的那樣，舍佩托夫卡仍然屬於蘇維埃烏克蘭，分界線劃在離這座小城三十五公里的一條河上。一九二○年十二月，在一個值得紀念的早晨，保爾乘火車回到了他熟悉的故鄉。
他踏上鋪著白雪的站台，瞥了一眼「舍佩托夫卡車站」的牌子，立刻拐向左邊，朝機車庫走去。他去找阿爾焦姆，但是阿爾焦姆不在。於是，他裹緊軍大衣，快步穿過樹林，朝城裡走去。
瑪麗亞·雅科夫列夫娜聽到敲門聲，轉過身來，喊了一聲「請進！」一個滿身雪花的人走了進來。她立刻就認出了自己可愛的兒子。她兩手捂住心口，高興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她把自己瘦小的身體緊緊地貼在兒子的胸前，不停地吻著兒子的臉，流下了幸福的熱淚。
保爾也緊緊地擁抱著母親，看著她那因為憂愁和期待而消瘦了的、滿是皺紋的臉。他一句話也沒有說，等著她平靜下來。
這位受盡苦難的女人，現在眼睛裡又閃起了幸福的光芒。
在兒子回來以後的這些天里，她跟他談多久也談不完，看他多久也看不夠，她真沒有想到還能看到他。又過了兩三天，阿爾焦姆半夜裡也背著行軍袋闖進了這間小屋。這時候，她喜上加喜，那股高興勁就更沒法說了。
柯察金家的小房子里，一家人又團聚了。兄弟倆經歷過千辛萬苦和嚴峻的考驗，都平安地回來了……
「往後，你們倆打算怎麼辦呢？」瑪麗亞·雅科夫列夫娜問。
「還是干我的鉗工去，媽。」阿爾焦姆回答。
保爾呢，他在家裡住了兩個星期，又回到了基輔，因為那裡的工作正在等著他。
共青團鐵路區委員會調來一位新書記，他就是伊萬·扎爾基。保爾是在書記辦公室見到他的。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他的勛章。對這次見面，保爾一開頭說不上心頭是什麼滋味，內心深處多少有些妒忌。扎爾基是紅軍的英雄。正是他，烏曼戰斗一打響，就以英勇善戰、出色完成戰斗任務而著稱，是部隊里數一數二的人物。如今扎爾基成了區委書記，恰好是他保爾的頂頭上司。
扎爾基把保爾當作老朋友，友好地接待了他。保爾對一閃而過的妒意感到慚愧，也熱情地同扎爾基打了招呼。
他們一起工作很順手，成了大家都知道的知心朋友。在共青團省代表會議上，鐵路區委有兩個人當選為省委委員——保爾和扎爾基。保爾從工廠領到一小間住房，四個人搬了進來，除保爾外，還有扎爾基、廠團支部宣傳鼓動員斯塔羅沃伊和團支部委員茲瓦寧，組成了一個公社。他們整天忙於工作，總要到深夜才回到家中。
黨要實行新政策的消息傳到了共青團省委，不過，起初只是一些零碎的、不成形的說法。過了幾天，在第一次學習研討政策提綱的會上出現了分歧。保爾不完全理解提綱的精神實質。他離開會場的時候心裡沉甸甸的，想不通。他在鑄造車間遇到杜達爾科夫，一個矮墩墩的工長，共產黨員。杜達爾科夫臉朝亮光向保爾眨了眨白不呲咧的眼睛，叫住了他，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真的要讓資本家東山再起？聽說還要開商店，大做買賣。這倒好，打呀打呀，打到最後，一切照舊。」
保爾沒有答理他，可心頭的疑慮卻越來越重了。
不知不覺中他站到了黨的對立面，而一旦捲入反黨活動，他便表現得十分激烈。他在共青團省委全會上的第一次發言激起了爭論的巨浪。會場上馬上形成了少數派和多數派。接下來是痛苦的日日夜夜。整個黨組織、團組織，辯論爭吵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保爾和他的同夥們的死硬立場在省委內造成了一種令人窒息的氣氛。
共青團省委書記阿基姆身板結實，高額頭，渾身充滿活力，政治上也很成熟，他同麗達·烏斯季諾維奇一起找保爾和觀點同他相同的人個別談心，解決他們的問題，但是毫無結果。保爾開門見山，粗魯而又直截了當地說：「你回答我，阿基姆，資產階級又有了生存的權利。我弄不清那些高深的理論。我只知道一點：新經濟政策是對我們事業的背叛。我們過去進行斗爭，可不是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工人不同意這么做，要盡全力來反對這種做法。你們大概甘願給資產階級當奴才吧？那就悉聽尊便。」
阿基姆火冒三丈。